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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殖技术失去“三公”埋单的海产养殖业高端海

发布时间:2019-06-11 21:43编辑:本站原创阅读(

    养殖技术失去“三公”埋单的海产养殖业高端海产品暴利消退

      早在农历春节前的1月20日,中央领导人便在新华社一份材料上作出批示,要求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。3天之后的1月23日,作为回应,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一次会议上强调,“要紧盯春节、两会,坚决煞住用公款搞相互走访、送礼、宴请、旅游等不正之风”。

      而联系到习李新政的反腐倡廉的“老虎、苍蝇一起打”,这便多了一股肃穆之气。

      由此,从上至下,由官方的“限制三公消费”,到民间“光盘行动”,全国吹起了一股“厉行节约”之风。

      这也是这个国家最为特色的一面,政治风潮的一点点变动,便足以影响经济层面,甚至触及到经济实体的每一个末梢。

      在这场被称为“节俭之风”的运动中,直接受冲击的是全国性的高档餐饮业,七叶一枝花盆栽技术进而影响到鲍鱼、海参等被称为“本土奢侈品”的消费与销售。

      在此,通过对这条产业链中各个环节的描述,可以得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样本。

      2月24日,青岛市鳌山卫镇江家湾,崔世强站在海参养殖池边,看着他的老父亲和一个工人乘着一条小筏子,往养殖池里撒一种清除海苔的药粉。

      这天天气已经稍稍回暖,但到了下午,又刮起了阵阵凛冽的北风。崔世强看了天气预告,知道将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南下。

      崔世强说:“海参的冬眠期刚过,现在开始重新进食、生长,但天气变冷会对海参的生长带来不好的影响。”

      3年前,崔世强一家租下了这一片共200亩的海边养殖池,每亩每年租金3000元。这样,崔世强需要每年支付租金60万。这一片200亩的滩涂分为20个养殖池。

      这时,刚好是涨潮时间,海水正沿着河道慢慢地进入这片滩涂,然后通过养殖池中开设的闸口注入每个养殖池。退潮时,池中的海水也部分退去,这样,养殖池每天换一次水。

      按照崔世强的设想,到5月,他家所养的第一批海参已经满三年生长期了,可以上市了。他估算,第一批海参约有3万斤,按每斤100元算,可以收入300万元,这样便基本可以收回这三年的成本。

      海参,这种海生棘皮动物,“因其药性温补,足敌人参”,为国人喜爱,却价格不菲。2012年,辽东与山东半岛人工养殖的刺参,2年生长期的鲜海参批发价为每斤100元左右,而生长期越长价格则越高。而经加工后所制成的淡干海参,则在每斤5000元以上,其中生长期9年及以上的海参最贵,每斤售价往往达到数万元。人工养殖海参成了许多人发财致富的路径。崔世强便是青岛上万海参养殖户之一。

      据山东海洋厅所公布的统计数据,2012年,山东省海参养殖面约为55万亩,海参产量为9.16万吨。而全国范围里,据媒体报道,则达到了130万亩,产量近20万吨。

      一条新建的省道穿过鳌山卫镇,直通青岛市区。崔世强驾着车,带着记者走在这条滨海公路上。公路靠海的一边,是一片连着一片的海参养殖场。

      崔世强说:“2009年以来,因为看到别人养海参能挣钱,于是大家都一窝蜂地开始养。最初养海参的人确实都挣到了钱,而且是大钱。但也有人赔得血本无归。这个产业因为一下子发展得太快,供过于求,去年海参的价格就低了很多。可能也不算低,只是不符合大家的心理预期。去年,南方来收购的人少,批发价是每斤80元,很多人都选择不卖,多养一年。但今年春节行情也很差。希望5月后,从南方来收购的人比较多,能把价格提升吧。”

      2006年,他与他人合伙租下了胶南一片宽300亩的海域,租期为30年。他养海参的方式与崔世强不同。租下这片海域后,他随后买了8000万元的石头,投往海底。价值8000万元、100万吨的石头在海底形成了一道道石墙,而这些石头便成了海参的栖息、生长之地。

      刘一民说:“石头之间的缝隙是海参最好的栖息场所,海参腹部有很多的细脚,这些脚就是一个个吸盘,海参靠着这些吸盘牢牢地吸附在石头中,洋流带不走它。我从育苗户那里买来海参苗,然后投进去,所以我养的海参,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野生海参。我的海参价格会比其他人的偏高一些,销路也更好一些。”

      虽然前期投入近1亿元资金,但从2009年起,刘一民每年收入近4000万元,至今已经收回成本。许多人都说刘一民在海底建了一个银行。

      刘一民说:“养海参的运营成本并不高,现在,我们就每年购买海参苗花几百万元,以及请潜水工作业的费用,海参靠吃海底的微生物与海藻,是不需要喂养的。”

      每年,刘一民都能从他的海底银行挣取近3000万元,一项非常稳定的收入。但他为此辩解:“或许,这样看来,你会觉得养海参成本低,海参价格虚高,但是,你要想到,我们的投入与风险也很高,之前我把8000万元买了石头丢进大海……还有,台风、养殖技术,海啸、海水盐度的剧烈变化,最主要的是海水污染,这些都有可能让我血本无归。”

      但从成本与收益上计算,海参养殖确实算得上是暴利行业,其收益往往是投入的3—5倍。

      崔世强租用鳌山卫镇江家湾养殖场的租金为每年60万元,12名工人一年的工资合共40万,这是两项最大的支出。但在第三年后,他的海参养殖场将为他每年带来300万以上的收益。

      所以,当说到国家政府限制“三公”消费带来的价格与销量降低时,刘一民说:“今年春节海参销量确实比往年降了很多,约20%吧。但我养殖海参比较早,基本已经收回成本,现在每年的营运费用并不高,所以海参价格偏低我也能接受,如果市场需求不大,我就不出那么多的海参,继续将其留在海里,老参更值钱。”

      他说:“今年是我们收获的第一年,我们一直等待着在今年能收回部分成本,这样以后的运营资金才会充裕一些。如果不尽快回本,万一遇到灾害,将血本无归。所以,我希望今年海参将会有个好价格。但从春节来看,确实不是那么乐观。但到了5月,即使价格再低,我也要卖一部分了,但价格再低,也必须有人来收购才行,我希望到时有更多的南方的老板过来收购。”

      2月22日,广州黄沙水产批发市场,阿里旺旺海鲜批发门店。因为是午后,来买海鲜的人并不多,而送往广州酒家等高档酒楼的货物,这天清晨已经完成了。

      阿里旺旺主要经营高档海产品,除开澳洲龙虾、石斑等进口海鲜外,同时还经营福建鲍鱼与大连鲍鱼,以及辽东刺参。送往酒楼的大连鲍鱼10头鲍每只12元,每只9头鲍15元……最贵的为4头鲍,为每只58元。福建鲍鱼相对便宜一些。而新鲜海参价格波动较大,但均价在每斤150元左右。

      曾繁荣说:“今年春节生意比往年要差一些,来自酒楼的订单降了20%,但影响不算太大。”

      而峰记水产的卢广生则说:“对比往年春节,今年高档海产品销量降了25%左右吧。主要是高档酒楼的需求量降低了。这样的结果是,因为我们拿货少了,养殖户或供货商那边都不敢提价,反而接受我们的压价,往年春节都会适当提价20%—30%的,但今年不同。”

      2012年1月20日,当国家领导人批示“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”之后,广州春节前的餐饮出现了退订潮,许多国营企事业单位、政府部门都取消“年会”或降低了“年会”的标准,而这一点也延续到了春节后,许多单位的开年饭(春茗)也相继取消。

      广州地区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符波说:“受经济危机和控制‘三公’消费影响,广州高档酒店营业收入下滑了20%—30%,按照现在的风潮,餐饮行业的寒冬期可能将会持续一两年。今年上半年可能大批的餐饮企业面临淘汰。”

      广州酒家广州大道南分店营业经理肖小姐对记者说:“今年春节前后,来自于国企和事业单位的订单少了30%以上,就算没有取消订单的,规格也降了很多,今年不像往年。在所谓的退订潮发生后,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,降低一些菜式的价格,以招揽更多中档消费层次的市民客户,增加了一些营业额。实际上,企事业单位的订单少了,但来自于市民的中低消费增加了,走中档路线,这可能也是我们今后的经营路线。现在,主要是看社会风潮的演变,看到底是一时的运动,还是长久的。”

      商务部抽查发现,高档餐饮企业的营业额,北京大概下降了35%,上海市下降超过20%,宁波市下降30%左右;同时,高档菜肴销售也明显下降,像燕窝、鲍鱼这类产品下降40%左右,鱼翅下降70%以上,高档酒店的食品礼盒销售额下降45%,茅台、五粮液等高档白酒的销售也比以往明显下降,比如53度的飞天茅台和52度五粮液的标价已经比最高价的时候下降了30%左右。

      当高档酒楼经营者,海参、鲍鱼等养殖户、经销商发出哀叹之声时,他们同时在猜测,从国家自上而下的这股“厉行节约”风究竟是短暂的运动,还是长期性的。

      2012年11月,王岐山在中纪委座谈会上曾说:“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……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,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,不大搞动静,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。”

      广东省政府部门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对记者说:“当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出台以来,高层已经预期其对高档餐饮业的冲击,所以促成商务部做相关的抽查。这个数据可能将被作为某项政策出台的参考。高档餐饮业依赖于“三公”消费,这是一种畸形的经济形式,这是必须改变的。“三公”消费必须受到有力限制,高层对此是很坚决的,他们是从更深远的政治形态去考量的。”

      广州地区饮食行业协会副会长符波则说:“高档酒楼的经营取决于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否,而不是“三公”消费。民富了,餐饮行业生意自然会好,酒楼经营应该依赖的是这个。”

      而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则对媒体说:“依赖于“三公”消费的所有产业都不是健康的,是权力干预再分配的恶行,这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,限制“三公”消费只不过是迟来的纠正。”